在古代，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秩序，表示听从吏民谏议和冤抑之情，也允许喊冤制度的存在。特别是一些伸冤的信访事件，朝廷除指定受理部门以外，还存在诣阙、拦舆、挝鼓等直达金銮殿的快速通道。梁武帝在位时，还在宫殿前设立“伸冤信箱”，有时亲自接访，倾听冤情，并安排解决。古代的伸冤渠道大概有上书伸冤、击鼓诉冤、拦驾喊冤和临刑叫冤这几种。

击鼓诉冤

登闻鼓制度是吏民击鼓喊冤的一种方式。在皇宫的左侧设置一面大鼓，一些蒙冤被押犯的家属可击鼓喊冤，由官员加以记录上奏。尧舜时代即设敢谏之鼓、诽谤之木、进善之旌于宫门外，以鼓励臣民进谏，方便百姓告状伸冤。在晋代，将登闻鼓悬挂在宫殿门外，臣民可以击鼓鸣冤。唐朝时，西都长安、东都洛阳都设有登闻鼓，唐朝法律规定，“有人邀车架及挝登闻鼓，若上表申诉者，主司即须为受，不即受者，加罪一等”。宋朝设立了受理臣民上访的专门机构——登闻鼓院。明清都设有登闻鼓院，并且规定，如果吏民击鼓伸冤被认为确系冤抑，则由通政司奏请昭雪。否则，就认为越级上诉，由通政司送刑部加一等治罪。

公元503年，南梁就发生了一起击鼓伸冤上访事件，15岁的男孩吉翂“挝登闻鼓，乞代父命”，为父亲鸣冤。

吉翂是个孝子，他11岁那年，母亲去世了。他悲痛万分，为表示孝心，终日水米不进，时间长了，身体骨瘦如柴，犹如死人一般。这种孝亲行为称为“灭性”，是当时人们推崇的一种孝行。孝子吉翂于是远近闻名。

梁武帝即位初年，吉翂的父亲做上了吴兴原乡县令。其父为人刚正不阿，为官清正廉洁，他在腐败严重的南梁时代是个另类，也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。为打击报复吉翂的父亲，一些人便罗织罪名，向朝廷举报。吉翂的父亲被押送到京城建康审判，被屈打成招，朝廷给他定了死刑。吉翂闻知后，悲愤异常，为洗清父亲的冤屈，他决心进京上访告御状。

进京后，吉翂来到皇帝的宫殿前，敲响了立于殿前的登闻鼓，一时鼓声如雷。一阵阵的鼓声惊动了梁武帝，梁武帝问明情况后，认为吉翂请死赎父，十分赞叹他的忠义之举。于是，下令廷尉卿蔡法度彻查此案。

蔡法度认为，吉翂如此小小年纪，竟敢进京告御状，肯定有高人在幕后指使，于是命令人在廷尉大堂上摆满了各种刑具，并让廷尉的所有官员参加审讯，准备以如此浩大的阵势，给吉翂一个下马威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衙役高声大叫：“传吉翂上堂！”面对威严的大堂和一阵阵的助威声，年纪轻轻的吉翂从容不迫，旁若无人，步履稳健地走进大堂，看到如此众多的刑具，更是毫无惧色。在审讯过程中，蔡法度对吉翂声色俱厉，一定让他供出幕后指使之人。而吉翂面对官员的淫威，据理力争：“我虽然愚昧幼小，但是哪能不知道死的可怕悲惨？但我实在是不忍心见到父亲无辜受极刑，所以请求替代，这不是儿戏的小事，我怎么会随便听人教唆呢？当今圣上同意我代替父亲受刑，我真是非常高兴啊，哪还会后悔呢？”

蔡法度见硬的不行，就来软的，他和颜悦色地哄骗孩子改供，但是，吉翂不为所动，异常坚定。吉翂真切的孝行，感动了蔡法度和每一个在场的人。蔡法度见状不再逼问，他见吉翂身披大人用的沉重枷锁，心有不忍，便打算命人为其更换一副轻巧的刑具。可是吉翂不卑不亢，立即拒绝了蔡法度的好意，说道：“我今天求代父死，已是死罪之囚，刑具只能增加，怎能减少呢？”

蔡法度十分佩服吉翂，将庭审情况和吉翂的言行向梁武帝作了真实详细的汇报。梁武帝立即下令赦免了吉翂的父亲。